自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起，直至1977年4月10日凌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始终被拘禁在同一工程的不同区域，该工程隶属于8341部队的管理。该地下工程设施完备，安全防护措施亦十分周密。

在整个隔离期间，严格按照战备标准，实施了地下与地面相结合的严密安全警戒措施。

强化值班制度。8341部队副参谋长、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等领导，全天候坚守在总值班室；工程管理中队在各隔离点增设了四名室外警戒哨兵；同时，从机关和部队中选调了相关人员，参与对江、张、王、姚等人的室内值班。严格执行出入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员流动，特制通行证，哨兵依据证件和名单进行放行。加强部队管理教育，强化纪律观念，确保机密安全。增设通讯设备，确保指挥中心与各隔离点、执勤点及后勤保障之间的联络无阻、指挥高效。每日定时进行通风、空气过滤、紫外线消毒以及清扫通道，以保持地下空气清新，湿度与温度适中。

在“四人帮”被安置于隔离点的初期阶段，他们显得焦虑不安，饮食规律紊乱，对管教措施抵触，无故生事，其中江青和姚文元的这种行为尤为突出。

江青被隔离的居室内，设施相对宽敞，配置了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以及一把配有扶手的沙发椅，地面铺设着舒适的化纤地毯。卫生设施一应俱全，包括立式脸盆、座式马桶和宽敞的浴缸。江青身着旧日衣装，并未被束缚于任何器械之中。整体生活条件堪称优渥。然而，江青时常无理取闹，抱怨菜肴过咸、过硬、过熟，甚至指责屋内有风。她拒绝自行整理室内卫生，拒绝扫地、擦桌、清理马桶。尤其是对于曾服务于她的护士马晓先，她更是态度恶劣，怒气冲冲，甚至以“首长”自居，对马晓先大发雷霆，且不听劝阻，无视警告。她还心怀叵测地宣称：“主席遗体尚未安葬，你们便对我如此无礼。”监护人员对此置若罔闻。数日后，江青又致信党中央投诉，但中央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姚文元初到之际，频繁询问：“这究竟是谁指使你们行动的？”“你们来自哪个部队？”“这是什么地点？”甚至利用用餐时机，汽车声起便急忙外出探查。面对制止他的监护人员，他竟然出言不逊。

汪东兴强调，监护人员务必守护好“活证据”，充分利用政策优势，严格遵守“监护规则”执行任务。

经过一个月的沉淀，“四人帮”成员们的情绪逐渐平复，他们逐步融入了新环境，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常态。

当时的规定是，他们的每日伙食标准略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饮食由中南海东八所的机关食堂负责供应；而江青的饮食则由“八区”的机关食堂承担。用餐事宜由专人负责管理，并采用专车送餐服务。早餐通常包括稀饭、馒头、牛奶及小菜，中晚餐则以一荤一素一汤为主，搭配米饭、馒头等主食。至于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则会定期更换花样。

张春桥曾短暂中断饮食，仅摄入少量水分。有人询问他是否要绝食，他回应称并非如此，只是有些感冒。经过部队医务人员的治疗，不久后他的身体状况便恢复了。平时沉默寡言的张春桥对那位年轻的卫生员称赞道：“小伙子真行，我的病就靠你给治好了。”他日常阅读时间颇长，尤其热衷于研读《毛泽东选集》，且仔细批注，眉批累累，偶尔也会翻阅《列宁选集》。除了阅读，张春桥还经常在室内来回踱步，或低头沉思，或仰望沉思。有一次，他将水倒入室内地漏，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解释说天气干燥，地漏散发异味，倒水润湿可以改善些。

自王洪文开始调整饮食以来，已过去两个多月，他每日三餐仅以一碗清淡的稀饭搭配少许小菜充饥。当问及此习惯的缘由，他解释称过量进食令其肠胃不适。经过两个月的适应，他的饮食逐渐回归常态。在此期间，王洪文鲜少阅读，活动量亦不大，整日静坐。工作人员注意到他偶尔动作显得不灵活，并出现轻微的幻觉症状。

姚文元素来食欲旺盛，饮食、睡眠、饮水均无异常，即便晚餐剩余的佳肴，他也常常独自保存，待至夜深人静时，再将之加热，作为夜宵享用。日复一日，他习惯于研读《毛选》或《列宁选集》；闲暇时分，他会在室内缓步踱步，不时弯腰甩动双臂，以舒展筋骨。在“四人帮”成员中，他总是言辞最多的一位。即便在隔离的日子里，他的身体状况也始终维持得相当良好。

江青在晚年保持了一贯的饮食习惯，她偏好洋葱和苹果，并希望摄入一些粗粮和富含纤维的蔬菜。在隔离期间，她偶尔阅读《毛选》，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时而沉睡，时而处于半睡状态。她每日练习太极拳一到两次。在与女监护人员的交流中，她会用诸如“小同志你累了吗”、“小同志我需要喝水”这样的日常用语。她还会好奇地询问：“邓小平是否已经上台？”“是不是邓小平指示你们这样做的？”这些问题通常被监护人员婉转回避。在隔离两个月后，江青开始每天写日记，一次吃饭时，她将日记本放在桌上，马晓先看到她写下了对他人态度的不满：“这些人对待我如此，连马晓先都对我态度不佳，她似乎是在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1976年12月26日清晨，江青起床后坐在床上，翻阅《毛选》，凝视着毛主席的照片，陷入沉思，不时泪流满面。她当时的所思所想，我们无从得知。

为与审查工作相呼应，力求深入挖掘问题，该组织对原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直面“四人帮”的批斗。

自1976年10月6日起，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派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与处长孙凤山，将先前服务于“四人帮”身边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司机等三十余名工作人员集结一堂。他们共同学习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指示及相关文件，深入理解“四人帮”的罪行，并揭露其存在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学习，众多同志纷纷提议，应直面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公开揭发其问题。在中共中央“江、张、王、姚专案组”的批准下，于1977年2月对“四人帮”展开了批斗。

“翻身有风险。”然而，江青依旧强行将主席翻了个身，导致主席的面色发青，血压升高。见状不妙，江青立刻离开了现场。

江青在权势鼎盛之际，曾得意忘形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坦言：“我未来的命运，要么是被处决、入狱，要么是苟延残喘地活着，要么是掌握大权。你们必须听从我的指令。若我一切顺利，你们也将有所获益；而若我遭遇不幸，你们同样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江青此番言论，固然意在收买和控制手下，却也毫不掩饰她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勃勃野心。在手下人确凿无疑的揭露面前，江青被迫无言以对，她瞪大眼睛，惶恐不安地站立着。

对“四人帮”破坏周恩来总理丧事活动的罪行予以揭露和谴责。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就周总理的丧事进行讨论与规划。会上，治丧办公室建议，所有在京或在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均应参加周总理的告别仪式。江青和张春桥对这一提议表示质疑，询问是否要求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参与。随后，在讨论安排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群众吊唁活动时，江青和张春桥主张减少参与人数，以避免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悼词内容上，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坚决反对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写入悼词，并提出应简化表述，避免过多展开。

在讨论由谁来致悼词的时候，江青极力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她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王洪文说：“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说：“由小平同志致悼词比我更合适。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应该由他来致悼词。”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江青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会议结束后，参与悼词撰写的李鑫和周启才向汪东兴咨询：“被删减的那段话该如何处理？我们坚持应将其加入，并进一步细化内容。”汪东兴回应道：“中央政治局已决定由邓小平同志撰写悼词，他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你们可以将修改后的稿件直接带至邓小平同志府上，向他汇报我们的意见，并说明为何要加入该段内容。”李鑫和周启才携修改后的稿件前往邓小平家中，汇报了他们的建议。邓小平审阅稿件后，果断地在文本中亲自添加了“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关键评价，并在稿件上注明“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审阅后予以批准，从而挫败了“四人帮”试图贬低周总理的阴谋。

此外，针对“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加速营造篡党夺权的舆论氛围、擅自设立“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以及密谋策动叛乱的罪行，开展了直面批判。此举有效震慑了敌人，提振了士气，显著增强了周围工作人员对“四人帮”这一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认知。

在隔离的全过程中，关于“四人帮”的言论与行为，每日均有详尽的简报分发至每位成员，并直接呈送至党中央。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完毕后，再将文件转交至“江、张、王、姚专案组”的办公处进行存档。这些简报中，部分内容为深入审查“四人帮”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与具体情形。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众多确凿的证据揭示了“四人帮”实质上是一个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团伙。党中央果断决策，将“四人帮”移交至国家司法机关依法惩处。8341部队在夜幕下疾驰至秦城，将“四人帮”成员交付公安部秦城监狱实施关押。

1977年4月7日夜晚，汪东兴邀请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吴德、司令员吴忠以及8341部队政治委员武健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了一场关于交接工作准备的会议。汪东兴在会上明确了任务，要求公安部全面做好接管的相关准备工作，8341部队需确保押送任务圆满完成，北京卫戍区则在必要时提供支援。他特别强调行动必须严格保密，各环节需密切协调，务必确保安全，绝不容许出现任何闪失。

为确保押送任务的顺利进行与安全完成，8341部队在人员配置、武器装备、车辆调度以及路线勘察等各个环节，均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与细致的安排。

秦城坐落于北京西北郊的昌平县境内，与中南海相隔约75公里的距离。若以汽车中速单向行驶，大约需时1小时10分钟。自城市驶出后，沿途两侧多为宽广的平地。而秦城周边，则分布着连绵起伏的丘陵。该地区桥梁与涵洞数量稀少，这为夜间驾驶提供了便利。

为限缩知情者的范围，押解团队并未重新编组，而是将原有各行动小组的成员集中起来，并实行统一的指挥与调度。武装配备齐全，除短枪之外，更配备了速射冲锋枪、轻机枪以及手榴弹等。此次行动预备了三辆红旗轿车，其中一辆为防弹专用车，执行策略为精简人手、保持低调，并在深夜实施出其不意的突袭。针对“四人帮”，我们采取分批、逐个押解的方式。

1977年4月9日，行动于午夜零时正式展开。首名被押解者，王洪文，被铐上手铐，被安置于防弹车内，就座于后排正中。两旁依旧是他昔日的制服者，霍际龙与吴兴禄，而第二排则坐着两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则坐在司机一旁。在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车上满载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行动队员。车队从中南海东门驶出，沿德胜门方向前行，经过沙河镇后拐弯，径直驶向秦城，途中畅通无阻。至9日凌晨1时10分，车队抵达秦城。双方进行交接，办理相关手续，并移交了王洪文随身携带的物品。随后，王洪文被狱方引入一间宽敞明亮、配备抽水马桶的牢房，并迅速换上了犯人制服，从此开始了他的铁窗生涯。

3时整，车辆驶抵中南海。继王洪文之后，张春桥成为了第二位被押解者。他如同王洪文那般，双臂被铐，被押送至一辆保险型的红旗轿车内。在前后警车的严密护卫下，沿着既定路线，于9日凌晨4时左右，张春桥被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依旧缄默不语，面容阴郁且僵硬，被送入牢房中。

1977年4月10日凌晨，第二天的行动就此拉开序幕。第三个被押送的对象是江青。组长高云江与队员黄介元在即将登车之际，手持手铐向江青告知：“今日需更换居所，请随身携带此物。”江青默然无声，缓缓步入洗手间，完成洗漱后，对着镜子梳理着头发。那时的江青，发丝依旧黑亮如油。离开洗手间，她顺从地戴上了手铐。她昔日身边的护士马晓先，此刻正坐在二排副驾驶座上。而另一位负责照看她的女同志陈世冠，则坐在前车，主要负责江青衣物与杂物的登记管理。江青全程沉默不语。抵达秦城监狱后，周围聚集了众多监狱工作人员，其中既有前来执行任务的，也有特地来观瞻热闹的。江青伸出被铐的双臂，抬头挺胸，步伐坚定，不时向左右两边环顾。两名女狱警带领她步入牢房，更换了号衣。马晓先与陈世冠向监狱长及女狱警详细介绍了江青的饮食习惯、睡眠状况及近期情绪，并将衣物进行了交接。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成员的牢房条件相同，房间宽敞，通风良好，采光充足，卫生设施完善，堪称秦城监狱中的佼佼者。

凌晨10日3时，姚文元成为最后一位被押解的人员。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出无异常的反应，显得相当顺从。

至此，经过在8341部队为期187天的隔离监护，“四人帮”成员已于1977年4月10日凌晨5时前，悉数被转送至秦城监狱实施关押，从而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这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使命。

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共同留下珍贵合影，并以盛情款待，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同志对8341部队给予了亲切勉励。

1977年4月12日的下午五点，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成员，齐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与执行了粉碎“四人帮”重任的8341部队全体官兵合影留念。合影结束后，每位同志都保留了一张清晰精美的照片。

当晚六点整，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政治局全体成员齐聚一堂，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宴会，与肩负使命的同事们共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华国锋同志，时任党中央主席，与叶剑英副主席一同在主席台上就座。在举杯祝酒之际，华国锋同志深情地说：“同志们，你们辛勤付出，我谨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叶剑英同志亦激励众人：“大家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功绩！”8341部队的武健华代表发言，向党中央表达诚挚的感激之情。此次便宴的参与者还包括耿飚，以及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副司令员邱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