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5日，一场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南岳军事会议在湖南南岳衡山召开。

在这次重要的大会上，出席的200多位军政重要人物得出了一个核心结论：

日本人的力气都用尽了，再也无法发起大规模的攻击了。

有这样的结果，肯定是有了充足的理由。

抗战开始后，虽然中国失去了许多领土、关税，以及制造业基地，但日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抗日战争刚开始一年多，日本的战略物资就已经短缺了。他们国内的工厂全部开足马力，全力生产，但依然无法满足前线的需要。

更让日本害怕的是，武汉会战持续了差不多五个月，日本本土的兵力都被抽调光了，只剩下一个小部队。

这个近卫师团的中下级军官已经被连续三次调到中国战场去补充了。如果武汉会战再持续一个月左右，连近卫师团也可能被派到中国战场。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就会变得毫无防备了。

这事让军队和政府的重要人物们更加坚信自己的决定。

在南岳军事会议召开前的11月12日，长沙发生了一场大火，差点把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彻底毁掉。当时人们心里都非常害怕，但令人意外的是，附近的日军并没有趁机发起攻击。

日军怎么可能心慈手软？这是不可能的！

能让日军放弃这个机会的，恐怕只有他们人手不足，无法再组织大规模进攻这一种情况了。

当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在衡山开会，总结经验并思考对策时，日军内部也在费尽心思寻找破解困局的方法。

这场仗打到这个地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他们认为，局势变得不太乐观，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日军相信的“一击必杀”理论已经过时了。

早年间，日军击败了清朝的北洋舰队，迫使清朝割让土地并支付巨额赔款。随后，日军利用这笔巨额赔款进行自身的发展。

如今，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太原、徐州和武汉等城市都已被敌人占领，中国的很多重要地区都被日军控制了。然而，中国并没有像以前的清朝那样主动求和，而是越战越勇，小规模战斗就小规模应战，大规模战斗就大规模对抗，总之绝不屈服。

所以，日军觉得，“一击致胜”这个想法过去对清朝有用，但现在对中国不管用了，这个方法已经过时了。

第二点，太相信那种用来攻城略地的战争想法了。

在西方的战争观念里，如果控制了那些政治、经济和商业活动密集的大城市，就意味着战争胜利了。这是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作为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其政权基础在于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即使日军占领了很多大城市，对中国抵抗力量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因此，日军决定改变战争的思路，后来的战争不再以占领城市和领土为主，而是把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作为主要目标。

这项任务最终交给了驻扎在武汉的第十一军，由以善于作战著称的冈村宁次负责。

1939年4月，冈村宁次得知消息，说重庆那边刚结束的军事会议上达成三点共识：

首先，要克服所有困难，坚持抗战。

第二点，集结了30万军队，向广州和江西发起了反击。

第三，为了配合广州和江西的反击，计划牺牲60架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并散发宣传品，让日本国内产生动摇。

对于中国部队即将展开的反击，冈村并不感到意外。不过，他对这次反击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汤恩伯挺感兴趣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

日军认为，中国军队中最有实力的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将领。他们相信，只要把这些将领除掉，就能打击蒋介石的信心，让他不再坚持抵抗，最终同意和谈。

抗战开始后，汤恩伯在南口、台儿庄和武汉都与日军交过手，每次战斗都让日军感到很棘手。

尤其是在武汉战役期间，汤恩伯的战术让冈村宁次十分忌惮。因此，当冈村宁次得知蒋介石将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从江南调至江北，并正向枣阳南部集中时，他觉得这是消灭汤恩伯部队的大好机会。

1939年4月25日，鄂北地区日军活动频繁，尤其是第5战区的前沿阵地应山，日军一直在增加兵力。与此同时，冈村宁次却完全没顾上第9战区正在南昌展开的反击，竟然从南昌调了大约两万人到鄂北。

种种迹象显示，日军即将对第5战区发动大规模攻势。

汤恩伯万万没想到，他刚到鄂北，冈村宁次就对他紧盯着不放了。

冈村宁次这次进攻第5战区简直就是疯了。这说明日军在打南昌会战的时候，还要打一场随枣会战。这显然是典型的两线作战，兵法上非常忌讳。

冈村宁次根本不在意，因为他用的是被认为战斗力较弱的101师团和106师团在南昌作战。用这两支较弱的部队来牵制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这样做是划算的。

再说11军的第3、16、13师，个个都是精英部队，战斗力十足，完全能够胜任任务。

冈村宁次那股傲慢的劲头让蒋介石很生气，他的战术完全忽视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但他也很清楚，蒋氏心里明白，要想阻止日军进攻第5战区，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第9战区对南昌的反攻。

要是第 9 战区能发起猛攻夺回南昌，或者就算没能夺回，也能让日军觉得南昌随时可能失守，从而无法抽调兵力去鄂北，这对第 5 战区来说也算是一种帮助。

然而，蒋氏非常失望，因为第九战区在反攻南昌时未能成功，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1939年4月29日，日军在湖北北部对第5战区襄河一带的阵地发起了攻击。

第5战区的部署是以襄河为界，将所有的机动部队分为左右两个侧翼。

襄河东边是左翼，防御的核心是三点一线。这三个点是大别山、桐柏山和大洪山，那条线是平汉线。

具体的计划是，廖磊的11集团军负责守卫大别山，李品仙的21集团军负责守卫大洪山，而汤恩伯的31集团军则被安排在桐柏山、枣阳和随县之间。

这三个大军团互相支持，面对敌人时能轻松应对。

襄河西侧归右翼防守，由张荩忱指挥的第33集团军和王瓒绪带领的第29集团军共同把守。

右翼的军队比左翼少很多。第29集团军虽然名字听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军和一个游击总队。

第33集团军旗下虽然有第59军、55军和45军，但曹福林的55军和陈鼎勋的45军战斗力都不太强。

59军的战斗力还算不错，不过因为连续打了好几场硬仗，部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影响，而且还没来得及补充兵力。

尽管右翼的力量不是很强，但承担的任务却不少。不仅要守卫襄河西岸，还要保护第5战区长官部所在的襄阳和樊城。同时，还得防范日军从西面进攻宜昌。

这一次进攻，冈村宁次的目标不是第5战区长官部，而是守在襄河东岸、枣阳和随县之间的汤恩伯。

冈村宁次打算让13师团和16师团的主力，再加上骑兵第4旅团，从第5战区左右两翼的交接处，顺着襄河北岸进行突袭，占领襄阳，堵住第5战区左翼部队的撤退道路。

第3师团对第5战区左侧发起攻势，把汤恩伯的部队困在枣阳和随县之间，随后从两边包抄，计划消灭汤恩伯的部队。

谁能想到，冈村宁次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走漏了风声。

关于是谁泄露了这个消息，大家的说法各不相同。

李宗仁说，情报是夏文运给的，但其实和知鹰二和日本“兰机关”的特务长有关系。事情可能是和知鹰二拿到情报后有意告诉夏文运，再由夏文运告诉李宗仁。

关于和知鹰二这么做的原因，很难讲清楚。或许是因为这个坚定的“北进派”和知鹰二，希望日军在中国战场受挫，从而从中国战场撤出兵力，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付苏联上。

不过不管怎么样，李宗仁在开战前就掌握了日军的部署和作战计划，这无疑给战胜日军增添了一份优势。

因此，李宗仁迅速作出决定，调整部署，让出襄花公路正面，把部队撤到两侧。等到日军因长时间作战疲惫不堪时，再出兵切断襄花公路，并指挥左翼部队对敌人发起进攻，力求彻底消灭敌人。

这场战斗的胜负取决于汤恩伯指挥的第31集团军的表现。

李宗仁的想法是，让31集团军把桐柏山作为后盾，在枣阳和随县之间尽力牵制敌人，等待各路军队集结完毕，然后包围并消灭敌军。

汤恩伯一听就火了，这不就是让主力部队去送死吗？他当场就不乐意了，一甩袖子就走了。

1939年5月1日，日军第3师团从应山出发，向随县发起进攻。

这个时候，日军的 13 和 16 师团带了五千多人沿着襄河往北走，假装要攻打襄阳和宜昌。但是，早就收到李宗仁情报的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张荩忱心里明白，日军打襄阳和宜昌只是烟雾弹，真正的目标是枣阳。

如果日军占领了枣阳，第5战区的两边就会被隔开。这样一来，日军可以用一部分兵力封锁襄河西岸第5战区右翼的部队，阻止他们支援左翼，然后主力部队可以转向攻击随县，从而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

于是，张荩忱迅速把59军和77军调到了河东，想方设法牵制日军。

在襄河东岸，日军继续施展狡猾的手段。

第 3 师团没有全力以赴，他们担心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把主力全用出去，会让第 5 战区的部队被吓走。

日军非常想占领几个关键地点，首先是桂军第84军173师和174师守卫的塔儿湾，其次是他们嫡系部队13军89师和110师驻守的高城镇。

塔儿湾和高城镇都在桐柏山的南边，桐柏山则位于它们的后方。当年，李宗仁派遣了四个师的兵力来守卫这两个地方，目的是要把它们变成进出桐柏山的门户。只要守住这两个地方，第五战区左翼的主要部队就能自由行动。

冈村宁次也明白这个情况，于是他分别派了两个联队的兵力，还加强了一部分炮兵，去攻打塔儿湾和高城镇。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切断第五战区左翼主力往桐柏山撤退的后路。

在塔儿湾和高城镇，两边的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反复易手。

到了紧要关头，汤恩伯坚持不住了。原因在于，13军的89师损失了超过2000人。

得知部队伤亡情况后，汤恩伯非常愤怒，他绕过了李宗仁和13军军长张轸，直接命令89师师长张雪中迅速撤退，并且还将张轸的军长职务给撤了。

李宗仁打算让第31集团军在随县先削弱敌人的力量，之后再撤退。这样做的优点是，等第二梯队到来时，日军已经疲惫不堪，弹药不足，便于第二梯队消灭敌人。

汤恩伯不按计划行动，私自离开了战场，这样一来，左侧的防线就出现了空缺。

更关键的是，日军第3师团投入一线作战的部队不多，损失也较小，这对我们接下来的反击非常不利。

第 5 战区的左翼全军覆没后，右翼的压力就更大了。在大洪山西南麓和襄河之间，日军的 13 师团、16 师团还有骑兵第 4 旅团全都冲了上来，全力攻击第 33 集团军的防线。

到了5月7号，枣阳失守了。

到这个时候，第 5 战区的左右两边已经被日军分割开了。

乍一看，日军占领枣阳后，兵分多路，接连控制了新野、湖阳镇和桐柏，第5战区似乎遭遇了失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战斗开始前，李宗仁就已经得到了冈村宁次的计划，他怎么会不用这个计划呢？

虽然日军看起来很嚣张，战场情况也很严峻，但实际上跟日军正面交锋的主要是右翼的部队，左翼的主力部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21集团军的总司令李品仙早就带领部队撤到了唐河，已经脱离了危险。

至于31集团军的总司令汤恩伯，李宗仁根本不需要操心这种事。他除了留下一小部分部队在桐柏山应付日军外，主力部队早就撤到了泌阳和舞阳这些地方。

李宗仁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汤恩伯过早撤退，未能成功消耗日军的计划落空了。

看来接下来又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中国军队突然撤退，这让冈村宁次感到意外。他仔细研究战场局势，虽然之前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但并没有完全消灭第5战区的部队，第5战区的主力似乎还藏在桐柏和枣阳之间的某个小区域。

冈村宁次命令第3、13和16师团缩小包围圈，在桐柏和枣阳之间来回搜索，目的是找到并消灭第五战区的主要部队。

冈村宁次想错了。如果他当时能察觉到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及时撤退，或许就不会遭受重大损失。

他太自大了，认为这次派出了三个主力师团和一个骑兵旅团，还配备了大量特种部队，中国军队怎么可能逃出他的包围圈呢？

当冈村宁次在桐柏和枣阳之间寻找第5战区主力部队时，李宗仁正在策划如何反击他。

现在，第5战区的优势是：

接着，孙仿鲁带领的第二集团军到了。

日军因为太冒失前进，他们的后方都暴露在第5战区能攻击的范围里了。

第三点，刘和鼎第39军一直在大洪山与日军作战，他们总能让日军摸不着头脑，进退两难。

其四、张荩忱的第 33 集团军之前被打垮了，不过现在已经重新整顿好了，经常去攻击日军的后勤补给线路。

第五，汤恩伯的第 31 集团军已经准备好在正面进行反击了。

说到汤恩伯这个人，真是让人又气又恼。他呀，在处理战场上的紧急情况和抓住机会方面还挺有一套。遇到危险时，他能不顾一切地迅速撤退；而一旦有机会，他又会全力冲上去搏一把。

看到战场形势对中国这边有利，李宗仁不用去找，他自己就会猛地冒出来。

不过这时，日军的情况非常不好。

已经打了两周的仗了，虽然已经深入到了第5战区的内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补给线变长了。

由于第 5 战区的游击队和民团不断袭扰，日军的补给几乎被切断，他们的士气也大大降低了。

看来这场战斗是没法继续下去了。

5月13日，日军开始撤退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第五战区的各部队迅速发起反攻，连续追击敌人。直到5月19日，日军才好不容易甩开中国部队的追击，仓皇逃跑。

5月22日，第5战区的各个部队陆续夺回了之前失去的土地。

这场仗打完后，冈村宁次开始思考。开战才7天，骑兵第4旅团前进了300公里，16师团猛冲了270公里，13师团也猛冲了200公里。无论是进军速度还是战术，都显得非常大胆豪放，避开实处攻击薄弱之处，特别出色。

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美好，但结果却很糟糕，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冈村宁次觉得手下出了问题，自己却没有察觉，于是他马上写了一份报告。报告里说，第3师团和第13师团的指挥官在这次战斗中表现不佳，要求撤换掉他们。

冈村宁次心想，如果不是自己也是个中将，没有权力处理同级别的将领，他甚至不会写这份报告。

就在冈村宁次自己埋怨自己，责备自己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而发火的时候，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却得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将领们的一致称赞。

李德邻这位老军人打仗确实有一套。

抗日战争期间，各地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但李宗仁两次取得了胜利，让蒋介石感到高兴。

随枣会战的胜利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赢得了一场战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胜利，我们打断了日军对平汉铁路的控制，从战略上对占据武汉的日军形成了威胁。

要是能一直维持这个势头，日本军队就很难轻易发起进攻。这样一来，抗战就会进入一个僵持的阶段，咱们的部队就能有更多时间休整训练，重新安排部署，随时准备反击。

随枣会战的胜利意义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