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越南国家政治学院副教授，政治学专家范春山在接受越南媒体的访谈时，讲了一些毫无历史依据的胡话。在这位越南政治学专家看来，中国之所以在1979年发动对越自卫反击不但是早有预谋，而且目的多多……

在范春山眼中，中国早在1977年就开始密谋准备对越战争，而中国发动此战，目的在于削弱苏联势力、为改革开放铺路、报复越南推翻波尔布特政权。

那么，这位越南国家政治学院副教授的论调果真有道理么？

一、早早密谋备战

范春山教授所谓“中国1977年就开始系统准备对越战争”的说法，看似言之凿凿，实则与战场呈现的大量史实严重矛盾。从参战兵力构成、装备配置到部队训练状态等诸多细节来看，范春山的言论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根据《对越自卫反击战档案汇编》记载，1979年参战的东线主力兵团中，1978年冬季入伍的新兵占比高达60%。如此高的新兵比例暴露了我军的仓促应战，恰恰反映出这场战争的应急性。

可以说，新兵入伍数据直接戳破了“提前两年备战”的谎言！倘若我国真从1977年就系统准备战争，必然会保持主力部队的完整建制和老兵比例，而非在战前数月紧急补充大量刚入伍的新兵。

从武器配置来看，1979年我军参战部队仍大量列装56式半自动步枪，而同期我国北方的甲种师已普遍换装火力更强的63式自动步枪。更关键的是，据解放军后勤史资料记载，针对越南装甲部队的40火箭筒等反坦克装备，直到战前三个月才紧急向前线调配。如此大的装备缺口恰恰印证我军准备不足。

我军这种“临阵磨枪”的装备调配状态，与范春山口中中国系统备战两年应有的装备补充情况完全不符，足以说明我国此前并未进行针对性的战争准备。

再者，中央军委直到1978年8月才下达战备命令，参战部队此后才开始仓促开展亚热带丛林作战训练。1978年入伍的新兵更是普遍只接受了3-6个月的基础训练，有的甚至更短，战场适应能力有限。

著名的“朔江攻坚战”中，162师就因不熟悉热带山地地形和越军战术，首日进攻就伤亡超过200人。这一典型战例印证了我军部队战前适应性训练的严重不足。如果真有两年备战时间，部队必然会提前进行针对性地形勘察和战术演练，绝不会在战场上出现如此明显的“水土不服”。

从军事逻辑而言，一场提前两年准备的战争，必然会完成兵力轮训、装备更新、地形勘察等基础工作。但上述战场事实一再证明，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国在越南不断升级边境挑衅、国家主权受严重侵犯情况下的应急反应，而非所谓“早在1977年就密谋计划的战争”。

二、削弱苏联盟友

在范春山看来，中国不但早早密谋发动战争，而且还试图通过此战削弱苏联。这点确实存在，但并非主动性应对，而是被动性应对。

从时间节点来看，1978年11月《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苏联与越南结成军事同盟，随后苏军进驻金兰湾，这一行动直接对中国南部边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于12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许世友在其回忆录中曾明确写道：“苏联在越南架起大炮，我们不能再等。”

这清晰地表明，中国的行动是对苏越军事同盟威胁的回应，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利益，而非主动寻求削弱苏联阵营。如果中国的目的是削弱苏联盟友，就不会在苏越同盟刚形成、威胁初现时仓促行动，而是会选择更有利于削弱对方阵营的时机。

再从兵力部署来看看，当时我国的沈阳军区、新疆军区等精锐部队并未调动，反而加强了北线防御。这一部署完全符合“防苏南下”的战略，充分说明中国始终将防范苏联的直接军事介入作为重要考量，担心苏联会借越南问题南下对中国发动攻击。

如果中国的目标是削弱苏联盟友体系，就应该在集中力量打击越南的同时，调动北方精锐部队配合行动，而不是着重加强北线防御。我国在兵力部署上的选择，直接证明并非要主动打击苏联盟友体系，削弱苏联或其盟友而是以自身安全防御为首要目标。范春山将我国的自卫行动解读为“削弱苏联盟友”，是严重误读。

三、为改革开放铺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决定施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但是，在范春山眼中，改革开放竟然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有关联。

范春山声称我国发动此战目的乃是为改革开放铺路。然而，从决策时间线来看，两者的先后顺序清晰地否定了“铺路”之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一决定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早已进入筹备实施阶段。而根据《当代中国军队军事工作》记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委作战命令发布于1979年1月，此时改革开放的决策已尘埃落定。

倘若战争真为改革开放“铺路”，逻辑上应是战争决策在前、改革决策在后，这种时间上的倒置，足以说明两者不存在“铺路”式的因果关联。

再者，经济方面的相关数据进一步戳破了这一谎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9年中国军费仅占财政支出的17.5%，不仅低于1965-1975年的年均值21.3%，更不符合“为改革开放铺路”而进行大规模战争准备的经济特征。

改革开放需要稳定的资金投入和经济环境，若真以战争为铺路手段，必然会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以保障战争需求，但实际的军费占比变化却与之相悖，这充分证明战争并非服务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准备。

从历史逻辑层面分析，改革开放的核心是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过程高度依赖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济秩序。而战争必然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破坏正常的经济建设节奏，与改革开放所需的稳定环境背道而驰。将战争解释为“为改革开放铺路”，完全违背了国家战略的基本理性，忽视了改革开放与战争在本质需求上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从结果上来看，的确是为我国创造了经济平稳发展的外部环境，但这并非是我国发动此战的目的，将中越边境冲突与改革开放强行联系起来，实在是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错误解读。

范春山在访谈中还宣称我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为了报复越南推翻波尔布特政权，这点确实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报复，而是为了逼迫越南撤军，不被苏越形成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