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帅的形象向来温文尔雅，平和宽厚，鲜少见他情绪激动，面露愠色。

因此，在1937年八路军进行整编之际，聂荣臻被任命为115师的政委，与师长101搭档。从军事战略的视角来看，这似乎并非最为理想的人选。

鉴于115师组建后亟需投入战场，选任一位身经百战、擅长指挥的将领担任政委，无疑是上策。

为何中央让聂荣臻上任？

笔者深知，这并非仅仅由于红军时期聂林二人长期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实则，聂荣臻身上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品质，这种品质非但101师所匮乏，更是115师这样的主力部队所迫切需要的。

具体看事儿。

一、安抚101

1937年8月25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林彪与聂荣臻分别担任师长与副师长之职。两个月后，八路军重新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聂荣臻同志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尽管改编工作尚未完全完成（部分部队仍留在陕北），八路军便迅速投身于平型关战役的激战之中。

在当时的境遇中，115师所承揽的三大使命，101团仅能负责其中一项，而剩余两项的重任则落在了聂荣臻的肩上。

与日军交战，此乃林所肩负的核心使命，亦为全师的重中之重。

理顺内部关系。

3.士气问题。

首问自明，至于末两问的来源及其对115师的深层含义，值得深入探究。

首先，我们探讨其内部构成。在师克时期，115师的编制得到了扩充，其成员并非全为红一军团的老战士。根据权威的军事史籍记载，115师是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以及陕南第74师等部队合并组建而成的。

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同志率领，是一支在陕南地区崛起的红军劲旅。陕南74师，源自陕西商南，亦是一支在革命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红军部队。

士兵之事相对易于处理，然而，将众多不甚熟悉的干部重新编入同一师，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战场上，仅凭个人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1加1可能等于2，可能小于2，甚至可能大于2，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关键在于指挥者的才能。

然而，这恰恰是101师专注于作战所不愿过多涉足、亦感力不从心的领域，一切均需聂荣臻亲自打理。

若采取不同策略，仅以抗日大旗和紧迫的战斗任务作为部队的核心引领，这样的做法是否可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今天我们将着重探讨的聂荣臻的果断行动，其背后与干部队伍的不稳定状态以及个别人的抵触情绪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部分内容我们稍后再讨论。

说说士气问题。

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士气问题实则涵盖了两个关键维度：一是坚守气节，二是掌握技术。

在气节上，我军毫无疑义，面对侵略，我们甘愿奉献自身。

在技术层面上，我军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与日军直接交手的经验。通过多方情报渠道收集的数据显示，从高层将领到普通士兵，普遍对日军的实力评价颇高。他们认为日军装备精良、士兵素质过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日军屡次让中国军队遭受重创。

如何应对？能否在首战告捷？101团的情况确实让人有些不安。这种心情，在众多营团级干部中颇为普遍。

毛泽东同志曾三赴平型关实地考察，对周边地形进行了详尽了解。他的观察颇具洞见：此处地势绝佳，堪称伏击战的理想场所。

聂荣臻结束洛川会议的行程后，抵达前线与老搭档重逢。一见面，他率先询问：“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是采取游击战，我们是否应该发起这场战斗？”

实则，此次伏击战更近似于一场正规的阵地战，其中似有与中央政策相悖之意。

聂荣臻的态度直截了当，首先不考虑其他，只需关注条件是否满足即可？

101回答：条件极适合。

聂荣臻立刻明确表示：此非关乎是否开战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打赢、确保全面胜利。

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瞬间坠回腹中。

回顾平型关之战，我们如今或许会认为这是一场该打、能打、必胜的战役。然而，若置于当时的局势，中央并未明确决定发动这场战斗。我军在敌情尚不明朗、缺乏实战经验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遭遇首战失利，进而引发全国范围内对八路军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境下，主将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实乃我们难以想象的。

即便经过三次实地考察、几乎完备地制定了所有作战策略，甚至细致入微地考虑了每一个作战环节，为何仍然犹豫不决，未能果断决策？症结就在于此。

归根结底，聂帅在提振士气的技术层面上，不仅为101部队注入了坚定的信心，更是为每一位指战员，普遍地赐予了一颗坚定不移、坚不可摧的定心丸。

平型关一役，101军的指挥功勋显著，而聂荣臻的谋略贡献，亦不容忽视，其功绩同样卓著。

二、过河

领导115师，绝非仅仅是空谈高调，喊出“必须打，就能赢”的口号便能胜任。你的领导力是否得到认可，尤其是101团是否愿意服从你的指挥，这一切都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得以体现。

聂帅处理此事不含糊。

在115师挺进前线的途中，他们遭遇了一道棘手的难题。

115师被划分为两个梯队，由101团长陈光率领的343旅先行出发，而聂荣臻与344旅旅长徐海东则带领344旅紧随其后。

行至距平型关三十余里之冉庄，忽逢秋雨骤至，山间洪水汹涌，一股急流横亘于部队之前。

陈光旅先行出发，整个旅队不得不徒步涉水而过。而徐海东旅仅行进了一个团，便遭遇了水流突然加剧、变宽，使得徒步涉水变得尤为艰难。

344旅仅先头部队一个多团渡河，后续部队不得不强行推进。由于工兵在短时间内无法搭建桥梁，部队士气依然高涨。团长陈锦绣亲自站在河边进行动员，战士们纷纷冒着倾盆大雨和湍急的河流奋勇过河。然而，由于水流过于凶猛，两名战士不幸被河水卷走，英勇牺牲。

聂荣臻迅速与林师长商议，决定不再强渡，以免部队陷入危险，同时考虑到时间紧迫，他指示343旅即刻放弃等待，迅速进入预设的伏击阵地。

在战场之上，大将临危受命，果断之质尤为珍贵，实属难得。此素质要求你洞察秋毫，决策迅速，无论是言辞还是行动，都需精准到位。

101号人物心中颇感踌躇，他的部署中，两个旅加上一个独立团，每个作战单位都承担了特定的任务。特别是徐海东指挥的两个团，一个被派往平型关北面以阻断日军的增援，另一个则作为全师的预备力量。

聂荣臻提出建议，鉴于徐海东已成功渡河并带领一个多团担任预备队以截断敌军后路，其余部队暂且搁置不顾，应当迅速发起攻击。

徐海东

101：就这么定了。

此类决策既考验远见卓识，亦需勇往直前。若战事爆发，我军兵力不足该如何应对？若因缺少一个团而致使战局发生不利转变，又将如何是好？

聂荣臻，作为政委（为行文方便，以其实际职责称之），实际上并不必主动为师长代为决断。然而，在那些关键时刻，面对影响作战准备的关键问题，他敏锐地察觉到师长的迟疑，便迅速挺身而出，果断弥补了101部队的不足——与其说是不足，不如说是明显的缺陷。这一缺陷在辽沈战役中被无限放大，而他所填补的，正是罗荣桓所缺失的。罗荣桓，我军政工领域的顶尖高手，无人能出其右。

在此意义上，林聂二人相辅相成，成为了平型关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三、雷霆手段

内部关系，我们详细探讨。

在此之前，我们尚未深入探讨，115师在整编之后遭遇的新状况和新挑战颇为繁复，远不止于三个来源。首先，红军的合编导致人员间彼此陌生，人情未通；其次，八路军新编制的实施也带来了诸多影响。

聂荣臻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导致首先挑衅、损害部队首长威信的，竟然不是红十五军团或陕南红军的干部，而是红一军团的坚定支持者黄永胜。

最初的编制名单上，黄永胜担任115师343旅685团的团长职务。

此团乃八路军编制中首个师、首个旅、首个团，军队编制历来对此极为重视。黄永胜能担纲此团团长一职，其分量自是非同小可。

黄在红一军团服务已久，堪称林聂麾下的一位勇猛战将。

此刻被委以首团主官重任，显然可见林聂对其寄予了厚望。然而，谁也没料到，部队尚未开战，与日军交锋之前，内部问题便已初露端倪。

彼时，蒋介石对八路军编制作出安排，却拒绝设立政治委员，致使从八路军总部至连队层面，均无政治领导岗位。然而，我军既有的运作机制岂能因蒋介石的一言而定？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制度乃我军独有之体制优势，必须予以坚持。

鉴于直接反驳有损颜面，且须恪守国共合作的框架，因此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将各师旅团的政委调整为编制中的副职。

然而，并非人人都能迅速把握其精髓，深刻领悟这种变通之道。少数热衷于佩戴军衔、崇尚等级的干部，对国民党即将授予的中将师长、少将旅长、上校团长等头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个别者对国民党军队的一长制体制颇感新奇。

这种不良倾向，最初由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敏锐察觉。他随后及时向中央献策，强调必须恢复政委的设置，确保名实相符。毛主席、朱老总等领导亦意识到事态严重，即便面临国民党的压力，仍毅然决然重新设立了政委职位。黄克诚受命担任此职，成为115师344旅的首任政委。这些都属于后续的发展和背景故事，细节之处我们就不赘述了。

黄永胜是此现象的代表。

685团团长黄永胜，副团长兼政训处主任邓华，邓华实则承担着政治委员的职责。

邓华在开国之际荣膺上将之衔，堪称一位难得一见的军政双全的杰出将领。

右一邓华

他对八路军这一特殊状况的把握尤为透彻。尽管他名义上担任副职并兼任部门领导，然而在行使政委职权时，他的坚定态度毫不动摇，不受国民党军队体制的丝毫影响。

黄永胜固然并未表示其思想已发生质变，亦非坚决反对政委制度，但内心确有一丝动摇。他感到，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均由邓华负责处理，使得他这个团长显得有些束手束脚。

当时，115师正处于改编与重整的关键阶段，即将投身战场。军务繁多，多项任务并行推进，主官们需频繁作出决策，定夺重大事宜。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永胜常常察觉到，无论是某项决策，还是人事的调配，邓华总是先行一步，定下了基调。

“你如今只是我的副手，我并不认可你的最终决策权。”

这话触了底线。

在军队中，政委通常担任党委书记的职务，是部队党组织的核心领导者。与现今情况有所区别，我国军队在早期，特别是红军时期，政委的权力相较于军事指挥官更为突出。

重大决策需遵从政委的指导，这是不可逾越的政治原则。至少在那个时期，情况便是如此。

邓华，一位脚踏实地、务实的实干家，面对两位主官间的纷争，他没有选择正面冲突，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理性地进行了争取。毕竟，在即将奔赴前线、投身重大战役之际，内部矛盾并非明智之举。然而，黄永胜却执意相争，与邓华激烈争执，甚至拍案而起，坚决不认错。

最终，事情未能控制住，陈光也无法约束，事态升级至师部。当时，旅这一级别的组织并不完善，343旅的副旅长周建屏似乎仅负责军事事务，并未被明确要求履行行政委员会的职责。值得一提的是，周建屏将军是一位资深的红军将领，年长于毛主席，在军事领域耕耘多年。或许总部有意让他专注于军事副职，正如徐向前将军在129师担任副师长时，仅负责指挥作战一般。

1937年11月，中央特派“娃娃司令”萧华前往343旅，担任政治委员一职。在此之前，萧华曾担任115师政训处副主任，辅佐罗荣桓工作。

八路军总部派遣两位政治工作领域的专家深入旅部担任职务，此举足以看出当时旅级单位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得知此事，101并未流露任何情绪，似乎是不愿劳神干预，将处理此事的重任交由聂荣臻承担。

聂荣臻平日里和颜悦色，鲜少动怒，但听闻此事，怒火瞬间高涨，对黄永胜进行了严厉的斥责。那副气势，令全师人员皆为之震惊，虽常见训斥他人，却未见有如此严厉者。即便见过他人遭受如此严厉的斥责，亦未曾见过聂政委这般严厉！不明真相者，甚至误以为黄永胜已持枪叛逃。

黄永胜虽在表面上屈服，但内心深处依旧难以平复心中的不服。

聂荣臻反复思量，觉得此事绝不能草草了事。政委制深受国军体制的熏陶，有必要向众人阐明，绝不能纵容这种一长制的弊端。

聂荣臻果断作出决策，剥夺了黄永胜担任685团团长的职位，并任命其前往115师独立团担任副团长一职。与此同时，杨得志被任命为685团的新任团长。

左：黄永胜；右：王平。

那时黄永胜年仅27岁，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纪。面对老领导，他嘴上虽不敢多言，但内心积聚着一股难以释放的激情，不宣泄出来又怎能感到舒畅？

加入独立团后，我并未将团长杨成武置于眼中，行事独断专行。甚至，我竟然擅自决定率领两个连队前往晋东南地区开展游击战。面对这位与我资历相当、仅年长几岁的老战友，杨成武也难以对他进行有效约束。

聂荣臻怒火中烧，这小子，上次的事尚未平息，竟敢如此嚣张！

聂下决心严惩到底，即刻派人召回黄永胜，对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斥责，言语如刀锋般锐利，直击黄永胜，令其三尸神不安，真魂为之动摇，陷入无法自控的境地。

连续施展三记雷霆般的严厉手段，聂帅此次决心已定，狠狠地将黄永胜这匹桀骜不驯的烈马驯服得服服帖帖。

固然，聂帅手段果敢，背后却蕴藏着救死扶伤的慈悲胸怀，公正对待事物，而不计个人恩怨。该严惩的严惩，该整顿的整顿，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否定黄永胜。

此后，五路军队分头行动，聂帅孤身一人率众前往晋察冀地区开辟根据地，黄永胜亦随同前往。此后，他升至分区司令之职，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此中足见聂帅对他之信任。

洞察全局，毛主席何以特别信赖非作战指挥强项的聂荣臻，并委以重任，让他独自撑起晋察冀的重任？其根本在于聂荣臻所具备的超凡将才气质。